（一）一个外国的故事

所有的英国人都不会忘记17世纪，那是一个英国乃至世界崛起的和发轫的世纪。历史为之转折。那就是17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从此之后，世界就在蒸汽中轰轰烈烈地开到了现代。我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个时代，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圈地运动”，它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喜剧。但是另一个悲剧人们却所知甚少，但历来所受到的重视性和“圈地运动”相比毫不逊色。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多个领域都对此做了大量研究。那就是“公地悲剧”。

“公地制度”是英国当时的一种土地制度。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土地中划出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的供给当地的农民使用，称为公地。但，受利益的驱使，当地农民要在最短的时期，最有限的投资和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得最多的短期回报。他们拼命地扩大绵羊规模，于是遍地是绵羊啊！理所当然，牧场很快地成为一块不毛之地。封建领主不得不收回土地了。于是“公地”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永远湮灭在历史烟尘中，不复再见。历史学家称之为“公地悲剧”。

纵观“公地悲剧”，其实是一个诚信体系崩塌的过程。封建领主与农民世代相约，合理应用“公地”，默认成规。相互之间的信任成为公地使用的基本准则。可惜，当地农民率先打破了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一旦打破，几个世纪也没有恢复，所以说“公地”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二）一个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市场中的特有悖论。

20世纪90年代，邓总设计师大手一挥，中国多少万人下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全民经商啊！“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市场信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特别近几年来，政府逐渐的淡出市场，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中介机构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因为咨询和中介机构正是扮演着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纽带角色，是“市场经济的看门人”。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发生着一种有趣的现象。那些信息性需求较强的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许多买房的卖房的租房的找房的等等张贴各种广告中都有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结语：“中介免谈”或“免中介”。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许多中介公司纷纷倒闭，无力回天。在信息时代，最重要而且最该迅猛发展的产业竟然发展不过来。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颇伤脑筋的悖论——一个市场经济的悖论，也是中国人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为什么呢？

在生活中，你可以听到一个大致模式的故事：你交上一笔押金给做房地产的中介机构或公司，却一直找不到满意的房子，不在这买了押金却再也退不回了；更有甚者，你昨天去过的那个中介公司，今天早上却已人去楼空，只能抱怨自己活该倒霉。中介公司自己烧熔了自己存在的基石：社会信任机制的存在。

岂止房地产业，中介产业独品诚信缺失的恶果，保健品业（你能经常听到广告宣传中这样的词句：由蛇粉鳖精、鹿茸人参精制而成，可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食品业（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更能说明问题）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都要受到诚信缺失带来的巨大阻碍。

一时间人心惶惶，举目所见，能信者几人矣？

（三）一点个人的分析

纵观两者，如果细心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故事的异同点来。要解决中国诚信危机，必须找出造成诚信缺失的根本性因素。那么，我觉得，找出这两个故事的异同点，则是通向解决之道的第一步。

首先，非常明显的是两个故事背景的惊人相似性。都是在一个风起云涌，社会急骤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中。一个是工业革命的开端，一个是中华复兴的起跑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里，社会机制急待变革，市场体系还尚未构建完成。新兴利益观和人生观强烈冲击着旧的道德观念和法律体系，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而且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急需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来限制约束和引导这股历史潮流。在英国，首先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城乡格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习惯（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等）发生改变，诱使人们冲破了已经相当薄弱的道德底线。于是，一个诚信体系被打破了，而且“公地悲剧”只是受冲击的诚信体系的冰山一角。

中国的诚信危机和英国的“公地悲剧”相比，更具备无以复加的复杂性，诱因业不能一言道尽。中国时代的变革使跨越式的，“超时代性”的。因为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却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完全意义的前进。物质文明超速发展，大跨步地赶超发达国家，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却没有同步赶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历史脱节。人与人之间交换中欺诈行为的产生业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值得研究的是两者之间的诱因区别。一个是由下到上的毁约，一个是由上至下的欺骗；一个是无偿的服务，一个是市场利益的博弈。

“公地悲剧”中，当地农民率先单方面地过渡放牧，封建领主才“不得不”收回牧场。这是这个诚信体系的下游首先发难的，造成了双方的共同利益的损失。在此过程中，领主与农民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信息差，也没有利益交换关系，他们只是一个诚信协约的结束。而中国的诚信危机则恰恰相反，是公司对顾客失约之后形成一个“诚信真空”。那些中介机构咨询公司（包括房地产商等等）由于手中掌握着大量信息资源，拥有该领域内的专业优势。而顾客只是被动的接受一些广告和宣传（就是这样的广告和宣传，有些也不免含有欺骗性质），获得有限的信息资源，更没有专业领域内的识别能力。正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诚信在交易中变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欺诈性交易的发生在所难免。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公信力在这俩个故事里所扮演的角色。

“公地悲剧”中，他们所破坏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体系呢？领主把土地相让，是基于传统的一种继承和一个世代相传的承诺。他们所破坏的也就是这个传统，这个承诺，是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个人信任。

但是，中国诚信危机则是大范围多领域的系统信任的缺失，即公信力的缺位。这个公信力，就是对一个系统的信任。例如，你相信银行系统，你就会利用银行来管理个人财务，你相信市场，你才有可能放心的把100元交到小贩的手中而不担心赖帐。所以说，公信力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可是，在中国诚信危机中，公信力总是扮演着迟到者角色。中介市场出现大规模的欺诈了才提出整顿市场秩序的决定。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才有人想起查处，不料却曝出更大的内幕：陈馅回收利用已经是行业内秘而不宣的公理。公信力啊！你为什么总是姗姗来迟呢？

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将是我们的挑战。我基于以上分析，仅从个人角度出发，给出一下三个要点，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敬请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第一：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建设，尤其是法律体系的构建和道德风尚的拓展，以求与物质文明相适应。

第二：必须加强市场监督和引导机制的构建。包括民间与政府两种监督和引导形式的形成。例如，购车俱乐部等，提出专业信息，尽量缩小两者的信息差量。

第三：必须加强政府公信力的指导作用。政府逐渐淡出市场并不是退出市场，而是把角度转向公共服务上来，以其雄厚的政治优势引导市场，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